长沙塘冲周氏与长沙秘密电台

长沙秘密电台工作人员合影

 

1949年夏天，湖南正在经历一场“战与和”的抉择。中共各级组织加紧统战工作，促使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长沙警备司令、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脱离蒋介石集团，走和平起义的光明大道。然而，中共湖南地下组织却没有电台直接与党中央联系，一些重大问题无法及时报告中央。周竹安临危受命，担负起组建长沙秘密电台的重任；周茂僧直接负责电台工作；电台最后设在周商农老家；周传第担负起保卫电台的重任。这四位周氏兄弟都来自长沙塘冲周氏，他们克服困难建立长沙秘密电台，对促进长沙和平解放功不可没。

一、周氏四人出自长沙塘冲周氏吗？

先来看看长沙塘冲周氏源流。周氏始祖大郎公，明洪武五年（1372）自江西丰城县铁树宫徙长沙府三峡巷，永乐元年（1403）复徙临湘星沙之塘冲（今属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杨桥村），宗祠首立在杨桥湖溪冲塘冲大屋里。后裔子孙散居在望城河东，及附近长沙县、汩罗市、湘阴县等地。

周竹安（1891-1977），原名周酉村，出生于长沙县临湘都甘家屋场（今属长沙市望城区铜官街道书堂山村），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先后任长沙师范附属小学主事等。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省农民协会秘书。1928年留学法国，1939年回国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1954年周竹安任驻保加利亚大使任命书

周启铎(1895-1981)，别号商农，出生于长沙县临湘都洪家冲万家屋场（今属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洪家村），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5期步科毕业。1934年任国民党第53师158旅旅长，1935年4月晋升少将军衔，1936年任第53师副师长。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5月任第16军53师代师长，参加武汉会战，1948年3月晋升中将军衔。

周茂僧（1896-1979），出生于长沙县临湘都张公嘴马家屋场（今属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群力村）。父亲曾任晚清甘肃甘州(今张掖)守备。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政治科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党组织失联，脱离党组织。历任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政训主任、军委会第六部组员、第一〇九师通信主任、西南游击干部培训班驻渝办事处主任兼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驻渝办事处处长、第九集团军预备第二师师长,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等职。1946年退役，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1947年底，受族兄周竹安影响，在中共吴克坚情报系统从事地下工作。

周传第，字云章，光绪十五年（1889）出生于长沙县临湘都，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是周商龙的旧部。曾任国民党军队的团长、副师长，1944年退伍回乡。后任其家乡长沙县九福乡乡长，长沙县第六联防区自卫大队大队长。

根据《长沙塘冲周氏家谱》载，周竹安、周商农、周茂僧、周传第都出自长沙塘冲周氏，他们为堂兄弟。

二、为何会选择周竹安负责秘密电台工作？

1949年4月，中共上海社会部负责人吴克坚根据周恩来指示，密召周竹安设立地下电台，开展湖南和平解放的策反工作。周竹安时为上海吴克坚情报系统的中坚力量、吴的重要助手。周竹安和吴克坚都是湖南人，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工作。1928年，吴克坚和周竹安同被调到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做情报保卫工作。吴、周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既熟悉又信任的重要情报干部。

为何党中央会选择周竹安呢？一是周竹安是长沙本地人，早年在长沙城内工作生活多年，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二是他回国后一直以商界名流的身份示人，他驻长身份是上海昆仑影业公司秘书、湘绣商人，不易引起国民党特务的关注。三是他从1928年始就从事情报保卫工作，有着丰富的情报保卫工作经验。四是还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他的二婚岳丈金贡安先生是长沙银行的老行长，这不但可以借此与国民党上层沟通，还能阻遏黄金往台湾等地输送。基于以上原因，周竹安成为长沙和平特使的不二人选。

长沙秘密电台遗址

三、长沙秘密电台为何设在桥驿洪家冲周商农家？

周竹安临危受命后，写信给在长沙的族弟周茂僧，让周茂僧打着“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长沙分处”的旗号，进行秘密电台的先期筹建工作。5月，电台设备、报务员赵翰林（李勇）、译电员章纪懋（章朴）先后抵达长沙。时长沙局势严峻，电台设在哪里比较安全呢？

电台先设在长沙市营盘街钱去非家(湖南省银行课长，民联湖南地下组织负责人，时参加长沙地下情报工作)，不久被敌特侦测干扰，转移到浏正街李维城（省银行行长）家，又遇到清查户口的麻烦，再转移到北门外潘家坪l1号黄雍家（湖南平江人，黄埔军校一期生，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时任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是吴克坚情报系统的重要关系)，又遭敌特不断侦测。黄雍则建议设在其好友姚渐逵家（长沙市望城区茶亭镇东城人，黄埔军校四期生，时任第一兵团少将高参兼湖南全省在乡军官会总队副总队长），姚夫人唐敏讷系唐生智、唐生明的侄女。当时唐生明来长沙协助做争取陈明仁的工作，下榻在侄女婿姚渐逵家里。唐生明是北伐军元老、又曾领导南京保卫战的唐生智将军的弟弟。周竹安由黄雍陪同去姚家察看时，唐生明听周竹安说考虑在此建立电台，表示反对，唐认为姚家因他居住，往来客人甚多，人员比较复杂。姚渐逵接过唐的话说，现在有一种美国进口侦察电台的测向仪，可近距离探测发现电台。

周竹安觉得在城内确实难以找到建台地点，便转而考虑将电台设在近郊，最后选择将电台设在长沙北郊的九福乡洪家冲万家屋场周商农家(现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洪家村付家组)。周竹安的决定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周商农系国民党军队退役中将师长兼当地帮会大哥，其地方关系可以加以利用。第二，周商农时参加了湖南和平解放运动，曾经掩护过一些反蒋地下工作者。第三，周商农旧部周传第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并迫切立功，手里有一支可以控制的地方武装，能担任电台的外围保卫。第四，周茂僧与周启铎是堂兄弟，周茂僧与周商农、周传第等私交颇深。第五，周商农家环境清静，屋后背靠大山，交通也较便利，距长沙城只有25公里左右。

这样，长沙秘密电台终于建立起来了。

长沙秘密电台遗址

四、周传第为何会负责秘密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

为了保卫电台安全，周竹安、周茂僧决定利用周传第领导的这支长沙县第六区联防区自卫大队武装来保卫电台。武器装备通过湖南省保安司令部水上保安总队少校督察长任培宇（时中共党员）和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员周石泉，请求长沙绥靖公署警卫团团长程元（程潜之子)支援解决的。共步枪170支，轻机枪8挺，子弹数万发，由程元派人送至长沙中山西路码头，用船运至霞凝港，再由人力搬运至周商农家。加上当地各乡公所原有枪支，共有步枪421支，轻机枪9挺，卡宾枪3支、手枪30支、手榴弹150枚、子弹25000发、炸药6箱。对外公开挂牌是长沙县北境六乡联防办事处自卫大队，包括铜官、九福、霞凝、河西及北山、青山乡。大队长为九福乡乡长周传第，副大队长为霞凝乡乡长左元春，领导成员还有铜官乡乡长张楚鑫、周茂僧、周石泉、任培宇、曾任国民党将领李默庵秘书的简历初等人。联防自卫大队共分六个中队，共711人，组建了40人的由任培宇掌握驻周商农家的精干中队，以防匪名义专门在电台周围一二十里的范围内进行巡逻，其余各中队分驻各乡，负责周边各乡的外围保卫任务。

这支武装既要提防便衣特务暗地侦察，又要防御白崇禧部的武装袭击。日夜严阵以待，不敢掉以轻心。一日，发现2名形迹可疑的人来到洪家冲后山，联防队当即予以果断处置，避免了电台暴露的危险。一日自卫队2名便衣去杨桥火车站打探消息，被驻杨桥的白崇禧部的一个连队抓住。中队长任培宇利用湖南省保安司令部水上保安总队少校督察长的公开身份和黄埔军校毕业生的关系，找到该部连长沟通，将2人救回。

当时湖南地下党策动乡镇武装起义，九福乡的这支联防队却按兵不动。于是已起义的武装准备包围九福乡，真有“大水冲倒龙王庙”之势。经周茂僧多方奔走，最后通过曹伯闻(湖南省参议会秘书长，解放后曾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和省工委的关系，才化险为夷，秘密电台没有暴露。

五，秘密电台是如何运作的？

秘密电台由周茂僧具体负责运作，报务员赵翰林住在周商农家，译电员章朴先随同周竹安在长沙城内，后因安全原因也转移到周茂僧家（今桥驿镇群力村张公嘴），距电台所在地约8里路。周商农家后面是山，后面有两问小屋，离周家2里路，报务员就将发报地点转移到山上。每天晚上周商农家的一个老工人陪同报务员赵翰林去后山发报，电台有一只小皮箱大小，重量为10公斤，晚上背上山去，早晨背下山回到周商农家里，电瓶等则放在山上小屋里。报务员在山中小屋的里间收发报，老工人则在外间休息。当时6、7月份天气，长沙气候闷热潮湿，而电台收发报任务非常繁忙，每晚都要长时间发报。

报务员赵翰林收到的电报密码都由佘南余(周商龙的副官)送给周茂僧或译电员章朴，译好之后再交周竹安。周竹安发出的电报，也由译电员译成密码再交给报务员发出去。而在城乡之间传递情报的联络员是周茂僧发展的堂侄周永常（长沙国际电影院放映员）。

九福乡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电，报务员赵翰林根据这部电台既可使用交流电也可用直流电的特点，改用汽车电瓶来供电。周竹安派了6个交通员来往长沙城里轮流将汽车电瓶充电，为了不引起国民党特务注意，交通员每次进城的路线及电瓶包装都要改变，城内收发电瓶的地点也经常变换，有时宪兵实行宵禁晚上到达不能进城，便在城外又设立个备用交换点。一次，交通员搭乘小木船改走水路运送电瓶，半路碰到特务检查，只好将电瓶扔到河里，交通员才得以脱险。丢失电瓶之后，赵另想办法解决电台供电，买了十几块电池串联起来，作B电用，专给真空管屏极供电;而电瓶作A电用，专给真空管灯丝供电，这样就极大地减少电瓶的耗电量，从此电台运作情况良好。

长沙秘密电台制定了严格的秘密工作原则，要求情报人员不论是中共党员或民主党派组织成员，均不得与各自的湖南地方组织发生横向联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暴露身份，情报人员互相之间不能联系。在长沙，周竹安只同黄雍、周茂僧单线联系，即使是电台的报务员与译电员，在这段时间里也从没碰过面，直到长沙和平解放四野部队进城，两人才见面。

六、秘密电台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

当时，中共湖南省工委为争取程潜起义做了大量工作。但程潜在白崇禧压力之下，思想极度动摇，因为白崇禧时尚握有重兵，并占据大西南，所以，程始终未能下定最后的决心。

长沙秘密电台，也就是策反领导小组，认为当务之急是必须果断明示程潜作出弃暗投明之决策。对湖南动态掌握得一清二楚的周竹安，决定由与程潜关系最密切的黄雍出面与他开诚相见。程潜知悉我党中央明确态度后，就剑眉一扬，欣然表示前曾附和白崇禧之主张“湘桂合作”非出本心，原来深恐中共不能谅解其向来之表现，加上一直与林彪统率之前线部队毫无联系，担心长沙解放时受到军方的侮辱，周竹安立即电报如实上报到党中央。

7月2日，毛泽东主席直接发给程潜的那封电报——“先生决定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就是通过秘密电台落地的。“祛除程潜疑虑，启发程潜派人与林彪同志联系”。周竹安将电文迅速转程潜阅读，此举对于程潜久悬在喉的那颗心得以安定，且最后坚定了他排除万难起义的决心，为其坚持抉择和平解放之路奠定了最后的基石！中共中央来电，终于对“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程潜走和平起义道路起了决定性作用！

程潜后来在回忆录中说：“7月4日，黄雍将周竹安收到毛主席来电告我，‘先生决定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这份来电稳定了程潜的情绪，坚定了程走和平道路的意志，也开始了程潜与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

陈明仁作为国民党一员猛将，曾在东北战场四平大战中，使林彪走了一次“麦城”，他有顾虑。在宣布起义的前夕，陈明仁曾提出第一兵团与国民党历史悠久，若起义后即行改编，恐官兵思想一时难以转弯，希望有个过渡，要求先改称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经电台向党中央请示，予以同意，从而也稳定了陈明仁的思想。

另外，秘密电台向党中央提供了湖南大量情报，如国民党华中地区兵力、编制、调动和作战计划及华中空军联络等机密情报。

对于秘密电台在长的工作，中央情报部门负责人李克农十分满意，来电嘉勉：“在很短时间内，你处工作做得很好。”罗青长(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曾说过:“湖南程潜起义时，我们有个电台在那里，毛主席亲自发电报致程潜，程才下的最后决心。当然，还有四野和其他方面工作的配合，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通过电台。”9月，周竹安向党中央写了《长沙电台总结报告》，周恩来在审阅《长沙电台总结报告》后批示：“竹安同志立了大功，工作分配请克农同志安排。”1977年7月周竹安逝世时，《人民日报》曾刊发消息，称其“为争取长沙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

      受湖南起义影响，四川、云南、甘肃和新疆的国民党将领相继起义，促进了大西南的迅速解放，可以说长沙和平解放称得上是建立新中国的“驱动机”之一。

长沙和平解放后，秘密电台完成了历史使命。周竹安奉调去京，情报站及电台的遗留问题均由梁宜苏负责处理。电台机器由报务员赵翰林带走，电瓶由周茂僧令堂侄周泳沂、周泳林送至区人民政府。在策划长沙起义的最关键时刻，这部秘密电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沙塘冲周氏四兄弟的作用和功劳不应被人们忘记。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相关资料，谨致谢意！